臺大卓越研究系列報導—文學院：博觀約取，厚積薄發

人文需要積累，研究者要耐得住寂寞，才能厚積薄發，養成大氣。因此，人文學科的經典，通常都是長時段思考和研究的沉澱，甚至在某種意義上，是一種閒暇的產物。所以，一個常規的人文研究，除了必要的資料收集與學術交流經費之外，其實並不需要大筆的資金投入。人文學者所真正需要的，倒是能夠讓其安身立命、自由做研究的一些基本條件。當然，這並不表示人文學者不重視量化的學術評價體制，而是人文學者自有其治學之道。一方面厚積薄發，努力著作具有影響力的學術專著；一方面也按照外在的形式化評價標準，發表權威性的論文。職是之故，本院隱藏了不少學養深厚而又與時俱進的學者，中國文學系葉國良教授就是這類的典型。葉教授常認為，人文學科最重要的任務是在闡釋和履行人文精神，因此，也主張人文學者不能只重研究而不管周遭環境，應多參加學術會議或團體活動。葉教授特別強調，人文學者不應與社會現實隔離，應該關心社會，在純學術性教學研究之外，亦應運用人文論述和藝術作品去喚醒人性，美化人生，豐富文化。

葉教授少年時即愛好古典小說、詩詞古文，並常試作，逐漸下定決心攻讀中國文學，遂考入臺大中文系。進入研究所後，興趣有所轉變，主要修習《詩經》、《三禮》、金文、青銅禮器之學，這些都是堅實厚重的傳統之學，非積漸日久，是無法見其功力的。其碩士論文《宋人疑經改經考》，為其奠基之作，乃由大師屈萬里院士指導。屈先生辭世前，因葉教授之前曾追隨孔德成先生研究禮學與金文、青銅器多年，而宋人金石之學又與禮學相關，遺命續請孔先生指導其博士論文《宋代金石學研究》，俾兼悉傳統圖書與出土文獻二者。葉教授畢業後，孔先生指示：「今人罕治石刻之學，可稍事之。」其後二十年，論述遂以石刻資料為主，但也持續從事經學及禮俗、文體相關領域的研究。近二十餘年側重《三禮》之研究，亦旁採出土簡帛中的相關資料，企圖在禮學和石刻研究方面建立方法論和體系。吾人觀察葉教授在此一方面，實已建構出其可成一家的理論系統。以下簡述葉教授在學術方面的具體成就：

一、治學重視源流的掌握和貫通

葉教授在治學的具體操作上，十分重視源流的掌握和貫通，主張研治傳統學問應從頭開始。如讀正史應從《史記》一路往下讀，俾能得其原委，而通古今之變。研究金石之學便應從該學問始創的宋代開始，循序漸及元明清。研究個別碑誌資料便應從始見的東漢開始，循序逐代研讀至清朝止。其《宋代金石學研究》、《石學蠡探》、《石學續探》三書即是具體表現。同理，研究禮儀習俗便應從《儀禮》開始，並依禮儀項目的不同作分項探討，力求始末具備，源流分明。其《漢族成年禮及其相關問題研究》、《經學側論》、《禮學研究的諸面向》、《中國傳統生命禮俗》、《禮學研究的諸面向續集》五書，以及其所指導的研究生論文如：相見禮中的「介」、鄉飲酒禮、顧命禮、齋戒禮、居喪禮、慶生禮、唐代婚禮、禮例之學、鄭玄禮學、魏晉喪服等範疇，都秉持通代貫穿的原則展開研究。因而葉教授探討或指導一個領域，通讀及研究資料費時都很久，出版一部著作，寫作時間往往歷時七年、十年以上。而這正是一種學術的積累，呈現的則是一種厚積薄發的氣象。

二、論文強調開創與論述的完整

葉教授的著作，金石學以石刻為重點，經學以禮學為重點，論文強調開創性與論述的完整性。

在金石學方面，《宋代金石學研究》一書，是該範疇的奠基之作，引發了臺灣學界一些相關的文獻學、藝術史的論文，近年尤夥。石刻研究方面，雖為已歷時千年的學問，但前人對此一方面缺乏明顯具體的方法論述，初學者極難入手。葉教授則企圖進行完整且有開創性的論述，如以石刻群的概念印證漢唐碑額書寫的通例與官制的關係、論碑誌文的演變、明述失姓碑誌的考證方法、糾正石本必較集本正確的誤說等，應較前人明確完整且有新觀點。其他八十餘篇個別碑誌的考釋，觸及極多學術領域，而其發現的「唐徐州刺史杜嗣先墓誌」，更吸引其後日本及大陸學界對井真成、禰軍墓誌及中日「天皇」稱號的年代的高度關懷。葉教授專門研治石刻時，海峽兩岸幾無其人，現因陸續出版大量重要資料，大陸與臺灣學界研究者日增，《石學蠡探》、《石學續探》二書中所開發的議題、方法，遂為重要參考著作。

經學方面，其碩士論文《宋人疑經改經考》，三十餘年來始終擁有極高引用率，並引出葉教授的他校《元人疑經改經考》、《明人疑經改經考》兩本論文。禮學方面，《儀禮．士昏禮》3D彩色動畫VCD更為世界首創，雖係在孔先生《儀禮．士昏禮》黑白電影的基礎上製作，但頗有修正。十餘年來，雖有若干學者擬仿效製作其它古禮之動畫，迄無完全完成之例。而葉教授與資淺同事二人合著之《漢族成年禮及其相關問題研究》，為關於該主題第一部專書。其《經學側論》與《禮學研究的諸面向》中，禮學論文最多，各篇所論，問題意識明顯，方法意味濃厚，資料掌握充分，視野開闊創新，包括禮儀沿革的縱向觀察及橫向剖析，以結合成一個體系，又如古禮書及其儀節的層累性分析、「曲禮」史的闡述、韓國《禮記》學的探討、禮儀與文體互動關係的研究等，有發前人所未發者，應為富於前瞻性之作，故《禮學研究的諸面向》一書獲得臺大傑出專書獎。《禮學研究的諸面向續集》亦已出版，議題較前集更為集中深入，凡十八篇，皆為厚積薄發，傑出之作。

三、研究持續而深入與思想靈活而融通

葉教授研究的主要範疇是石刻學和禮學，其特點有二：一是在選定範疇後，即持續研究不懈。其石刻研究約在1979年開始，禮學研究約在1975即已開始，但造詣不深，近二十餘年則集中大部分精力，力求深入，且一直持續，較有自信，對問題的考慮較為周全，解析較為深入。二是思想靈活，既能掌握傳統的研究方法，又能作跨領域的融合，以經學研究、禮俗研究、石刻學研究、文體研究各方面相互為用。因此，有所開創與突破。葉教授喜讀前人各式筆記，曾云：前輩學者在研究之心得尚未成熟前，為求慎重，常書之於筆記之中，若干關於文史知識的意見，因較零星，難與其他文類的作品合編，也常載於筆記中，若能時常閱讀前人筆記，不只增廣見聞，更有助於啟發研究靈感。或因此故，葉教授喜談掌故，而對種姓、官制、度量衡等知識也饒具興趣。

四、極力提倡集體研究與合作交流

葉教授鑒於國內學者從事研究往往各自為政，不相聞問，以致內容重複，浪費精力之處甚多，因此極力提倡集體研究與合作交流。集體研究方面，曾與同事夏長樸、李隆獻合著《經學通論》，與李隆獻、彭美玲合著《漢族成年禮及其相關問題研究》，與黃沛榮、王博、梅廣、張光裕、楊秀芳、張寶三合撰《文獻及語言知識與經典詮釋的關係》，又與鄭吉雄、徐富昌合編《出土文獻研究方法論文集（初集）》等等，皆是其例。此不僅能集眾人之力以加深論著的內涵，亦有助於獎掖新進學者勠力研究。合作交流方面，葉教授曾在中文系主任任上，舉辦或合辦十餘次大中型研討會及百餘次海內外學者的學術演講外，亦曾推動與成功大學中文系輪流主辦研討會，互相拜訪切磋，加深南北學者的交流。同時積極安排同仁至國外大學講學，成效良好。在國科會人文處中文學門召集人任上，葉教授也積極安排學者發表研究成果，曾以經學及古典文學為範圍舉行發表會，一次發表論文五十篇，打破該學門的紀錄。又首次為該學門組團出訪外國學術機構，共訪問日本八個漢學重鎮，達成台日學術交流之目標甚多。

總體而言，葉教授對於自身研究領域，始終主張：能承認經書的存在，經學才有生命，認為經學研究應以經書的研讀與詮釋為根本，不能只講經學史；若只講經學史，等於否認經學在現今仍具價值，經學將喪失其生命力，經學若喪失生命力，則經學史之研究，亦將成為可有可無之事。對傳統典籍和金石簡帛資料之間，認為有主客之分。傳統典籍是主，金石簡帛資料是客，所以應先熟悉傳統典籍，方才具備研究金石簡帛之條件。不宜反客為主，過度強調出土金石簡帛資料的重要性，更不宜捨傳統典籍不讀而直接去研究金石簡帛資料。同時也認為，文類之演變，主要受到大文豪的影響，是以研究一種文類的演變，亦應以微觀之文句剖析為主，才能洞見作者之匠意，進而了解其影響力之所在。若僅作宏觀抽象之議論，則意義不大。此外，葉教授之治石刻與簡帛，服膺王國維先生所提出之「二重證據法」，重視傳統典籍與出土資料的交互運用。如研究一代碑誌，必先閱讀該代史書，以熟悉當時的人物傳記、禮制風俗，然後解讀石刻資料；之後，再以石刻資料補正傳統典籍。可見其治學之次第、方法，皆有法有則。大體說來，葉教授之論著以謹嚴見長，不輕易倡議新說；甚至有一文草成，擱置篋中二十餘年而遲未發表者。但若有論述，輒具特見，為人重視。既能廣博地閱讀群籍而擇其精要，又能蓄積豐厚學力學養而不急於表現。凡此，皆可見其治學之嚴謹，故其研究深受海峽兩岸及日本學界之推重。蘇軾云：「博觀而約取，厚積而薄發」，其葉公之謂乎！